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一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在解决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4年以前，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任务时，更多的是针对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讲的。由于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属于同一性质，都是要收回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澳门问题又没有香港问题那样引人注目，所以，邓小平当时没有再单独提出澳门问题。但实际上，邓小平在构思祖国统一的新方略时，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的。在他看来，在大政方针上，台湾、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邓小平两次谈话定政策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以后，邓小平开始比较多地关心澳门问题，并作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工作，从根本上保证了解决澳门问题这又一祖国统一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首次公开提出要与香港一样，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当时，在会见接近尾声的时候，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请求邓小平谈谈澳门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用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有利，我还在考虑。”又说，“澳门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的时间比香港早好还是同时，这个问题正在考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的首次公开表态。
邓小平就澳门问题的谈话一传到澳门，立即引起了澳门居民的反响。大多数澳门人对以“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澳门问题是接受的，因为澳门与香港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理应在条件成熟时回到祖国的怀抱。但由于当时许多澳门人对回归的时间尚无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对治澳人才缺乏表现出忧虑和不安，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邓小平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草签后的澳门情况非常关心。在得知澳门居民的一些想法后，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谈话。1984年10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内不谈，甚至可以更长些时间不提不谈，请大家放心，继续工作。”“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并指出，“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
在邓小平看来，澳门的问题之所以不急，是因为当时离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13年时间，事情可以搁几年再谈；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持港澳地区的安定繁荣，澳门问题将在不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原则下才解决。另外，澳门本身没有租约期限这样的必须着急解决的问题，而且澳门地方小，相对情况不那么复杂，加上有中英关于香港协议作蓝本，较之香港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到时机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
邓小平的第二次“澳门谈话”，对澳门居民起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也消除了由于过早提出解决澳门问题对香港问题的影响。尤其是那句“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澳门的赌业可以继续办下去”，使澳门居民吃了定心丸。对邓小平第二次“澳门谈话”最感满意的，是澳门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他们舍不得离开澳门这个经济刚刚起飞、较易赚钱的宝地，但又担心回归后政策有变失去赚钱的机会。
邓小平这两次有关澳门问题的谈话，既重申了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对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作了原则性阐述，即按“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的方针来处理，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构想同样适用于澳门，对于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选择，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政治敏锐性，表现得非常慎重，他并不是把澳门问题的解决孤立起来看待，而是要从是否对国家统一大业全局有利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要考虑何时解决澳门问题对香港有利，更能照顾到澳门人的整体利益。
当时在澳门问题上，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澳门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
1985年2月22日晚上，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马万祺等澳门知名人士，在场的还有黄镇和余秋里。邓小平曾详细询问了澳门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当马万祺汇报说，澳门目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1984年出口总值增长幅度较大时，邓小平开心地微笑起来，连连赞好。并鼓励澳门同胞特别是华裔工商界人士多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工作。农历春节除夕，邓小平与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新年联欢会，还邀请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出席。
从两国战略把握澳门问题
1985年5月21日至26日，葡萄牙总统马略·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葡萄牙国家元首。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表示：“我们之间不会吵架，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埃亚内斯总统亦认为，“澳门问题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达成友好协议”，“我们之间没有吵架”，“我们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我们在这次访华中看到中国也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双方目标一致，就是保持澳门地区的稳定繁荣，维护中国、葡萄牙和澳门人民的利益。”会见结束后，邓小平把埃亚内斯一直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外30多公尺远，且一直与埃亚内斯不断谈话。以往邓小平送客的惯例是只送到会见厅门口。从这样的外交礼遇，也反映出解决澳门问题在邓小平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之后，中葡双方宣布将举行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外交谈判。
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葡方在谈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的主张。对此，中方态度坚决。邓小平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面对这样的坚决态度，葡萄牙方面最终同意在1999年把澳门交还中国。
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葡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深入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立足点，他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以香港过渡期实践为借鉴
邓小平在领导推进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过程中，也不忘澳门问题。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页。）邓小平在指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曾就“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两制”不变、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模式
和民主发展、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这些思想，不仅成为中方起草香港基本法遵循的原则，也是后来起草澳门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1993年制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结构、体例到内容，都参考和借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华。这期间，邓小平在具体深入阐述“一国两制”方针时，总是提到澳门。比如，他在阐述“五十年不变”的思想时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政策50年不变，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要补充说，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50年也不变。”对此，他还联系中国的发展战略来阐述“50年不变”的科学根据。1988年6月邓小平指出：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12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50年。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800—1000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4000美元。虽然这样我国在世界上仍然是在几十名以下，但国民生产总值可达6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居世界的前列。如果下一个50年我们的政策见效，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对外开放政策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是不变。”他表示相信，“今后的国家领导人也会懂得这个道理。”对于“一国两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
1988年起澳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出席第一次草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做出过若干指示。后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草案时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参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
邓小平晚年记挂着澳门
邓小平晚年不仅深情地关怀着香港回归，也深情地关怀着澳门回归。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部分省市时，曾来到与澳门仅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在珠海经济特区的粤海大厦旋转餐厅深情地凝望不远处的澳门。当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说到“您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的话题时，邓小平说：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其间，还多次围绕着有利于实现澳门回归的话题，畅谈确保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的战略意义。据珠海市负责人的回忆，当时在交谈中，他们想到特区是中国的窗口，与香港、澳门及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香港、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于是就说道，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对此，邓小平坚定地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推进对外开放与实行“一国两制”构想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邓小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统一，他把振兴中华与祖国统一结合起来，所以，邓小平对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寄予厚望。早在1997年10月2日，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就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90年9月15日，在批评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时，他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还提出了几千万海外侨胞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的思想。这表明，邓小平是用爱国主义旗帜来团结海外侨胞，推动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事业的。（张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