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回归十五周年，在位于澳门北区老城的澳门街坊总会，记者遇见了艰姐和小赖。艰姐７０岁，身材矮小硬朗，一头白发，热情细心，已经退休了；小赖２５岁，黑框眼镜，西服革履，文质彬彬，在一家银行做ＩＴ。他们此时共同的身份是街总的义工。
艰姐和小赖年龄相差悬殊，做事的方式或有不同，但他们对街坊会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自己居住的街坊就是自己的家，做义工就是为家里做事。
艰姐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广东顺德移民到澳门后，深受所住社区街坊互助的亲情感染，报名到街总做义工，前后近二十年了，“每周看望独居老人，陪他们聊聊天，送一些慰问品、生活用品”；而土生土长的小赖则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做义工，现在一周有两三天下班后到街总，“除了探望长者，主要是做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寻找志愿者和资源”。
目前，澳门各种社团数以千计，蓬勃发展的结社和高密度的社团形成了澳门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被称为“社团治理社会”。它们自诞生伊始就影响着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承担起社会性、公益性的事务。澳门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近九成是属于社团兴办的。社会学者认为，社团是澳门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催化剂。
街总是澳门最大的社团，也是澳门参与公益服务最多的组织，由２６个街坊会、３０个附属机构、许多大厦业主会和社区组织组成，会员超过３００００人，像艰姐、小赖这样的义工约２０００人。
“从婴幼儿到百岁老人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说：“我们的服务包括长者服务、小区服务、青少年服务、康复服务等多个领域。每年参与街总服务和活动的超过１００万人次，跟进个案超过６０００个。”
澳门街坊会的兴起也颇有故事性。吴小丽说，葡萄牙人统治的时候不为百姓解决问题，火灾啦，救济啊，没人管。又比如办身份证，申请要用葡萄牙语填写，很多穷人花不起钱请人代写就无法领到身份证。“于是街坊会这样的华人互助组织就开始出现，大家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最早的地区性街坊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望厦、青洲、台山等街坊福利会。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领导各区街坊会和附属机构的街总成立。总会和各坊会长期为坊众排难解困，参与了历次澳门大小火灾、水灾和塌屋的救灾工作。赈济贫苦大众，兴办学校，开展医疗保健工作，推动敬老慈幼活动，丰富坊众文娱生活等。
艰姐在街总下属的长者关怀服务网络做义工，定期打电话或看望独居老人，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天冷送棉被，天热送电扇。”她说，自己年纪大，和老人沟通比较方便，“有些老人家原本不认识，话也不多，但时间长了，熟悉了，都喊我‘艰姐’，好开心。”
与艰姐不同，小赖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自小身边就发生很多社会关爱活动，救灾，卖旗筹款，看望老人，可以说是耳闻目濡，深受熏陶。”他说。
在小赖眼里，澳门的人情味很浓。“在街上吃早点，钱不够，老板会说，下次吧，其实他也未必认识你，这就是澳门，人和人之间比较信任，地方小，但感觉很温暖。”
小赖认为，守望相助是澳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好传统，应该继承发扬下去，这也是他做义工的原因之一。
“家里人很支持我做义工，不过有时看到我一早上班，下班又做义工到晚上十点多，也很心疼。”但小赖觉得，“在家也是看电视、上网，浪费时间，不如出来帮助别人，心里更充实。”
“白天在银行开会和晚上在街总开会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商言商，互不相让，退一步就意味着丢失利益；在街总开会是服务社会，讲的是你牺牲一点我牺牲一点，能把问题解决就好，大家牺牲一点对社会有价值。”小赖说。
作为年轻人，小赖认为澳门的社团也要跟上时代，在运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一些改变。“希望自己能在组织、策划、创意等方面帮助到总会，更好地服务澳门社会。”
事实上，包括街总在内的众多社团在澳门回归后继续运作的同时，其工作也在不断发展，功能逐渐转型。
“凝聚民意，监督、配合、支持政府更好地施政是我们要做的事。”吴小丽介绍说，今年行政长官选举期间，街总举行了６场座谈会，２０００多居民参加，邀请行政长官参选人崔世安与大家座谈，我们收集了两万多份对施政的意见，全是实名的。
澳门街总的会徽形似简体“众”字，其含义是：三人为众，体现街坊会的特质是由坊众组成，三人互助环抱中心圆点，表示以服务坊众为中心，也象征着在总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万众一心。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澳门社会也在发生巨变。对于守望相助的传统能否坚守、传承甚至发扬光大，小赖却很有信心，他开玩笑地说：“用我们银行的话就是‘审慎乐观’。”（记者赵卫 李凯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