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澳门等待施粥派米的难民 （罗景新藏品）
战时日军没有占领澳门，使澳门成为周边地区难民逃亡的目的地。1938年10月和1941年12月广州和香港先后沦陷，使澳门出现两次难民高潮。除了中国同胞，难民还包括葡英美等国人士，如1943年到1945年期间，仅镜湖医院收容的英美籍难民就有2275人。澳门总人口由抗战爆发前的15万多人，至1941年时已高达37万多，澳门成为当时中国南部的国际避难所。
大量难民涌入，澳门的粮食、住屋、教育、卫生、治安等受到很大压力，远远超出澳葡政府和民间的承受能力。但在战争人道灾难和国家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下，澳门社会克服种种困难，众志成城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空前的社会赈济运动。澳葡政府、天主教会、港澳赈济会、官民合作的临时机构及众多的澳门民间社团如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澳门中华总商会、功德林等，纷纷行动起来，在救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设难民营收容难民
设置难民营收容难民与难童，解决难民生活问题，是战时澳门政府和民间的重要工作。澳门政府将所有医院、教堂及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学校辟为难民收容中心，同时先后在凼仔、路环、青洲、台山设“难民给养所”以安置难民。
澳门主要社团也极尽所能收容难民，例如镜湖医院接收难民600名；圣若瑟修道院用青洲水泥厂部分场地和其附属的奥斯定堂的耶稣十字圣会开放给难民居住；观音堂收留难民一百六十六人，分东西两神殿住宿。
非常时期，难童和孤儿的救济是难民安置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1941年7月，仁慈堂将其孤儿收容所的50名葡人孤儿托付给高若瑟主教管理。8月下旬又交付慈幼会士照顾，将这些孤儿安置在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的孤儿院内，与华人孤儿共处一院。1942年5月，澳门天主教嘉诺撒仁爱会设立三所托儿救济孤儿难童，当时10天内收养弃儿117名，每月平均达200余人。1943年6月，镜湖医院慈善会附设难童疗养所，专门救济和教养因战事而受影响的儿童，初定为200名，但实际人数往往超出规定名额。
从多份战时报刋的报道可见，为了拯救更多生命，澳门各界以最大的限度，尽一切的可能，为各地战争难民提供人道救助。
稳定米价赠医施粥
澳门政府通过寻找米源、限定价格等措施救济难民和保障本澳平民生活。1942年1月、1943年7月和1945年5月，澳门曾遭遇三次重大的粮食短缺和恐慌，在第一次恐慌时期，出现过1月饿死者达千人以上的情况。为保障供应和解决澳门市民食物短缺问题，政府在澳门和凼仔等地设有公价米出售站15处，颁布条例限定米市价格。但米商仍有哄抬价格，政府颁布新法令以打击非法黑市米，从1941年开始执行粮食分配制度，居民凭米粮证到指定粮站限购分配的粮食，其余的杂货铺必须关闭。
澳门民间社团和慈善机构，以多种方式救济难民和贫民：一是向贫民出售低价饭粥，二是赠医施药，三是施赠寒衣物品。例如，1941年1月，有百名难民在新口岸填筑劳作，同善堂每天供给粥八大桶。1942年1月，天主教救济会在长亭、妈阁等设立贫民饭场，每天平价售出1000份，次年4月改为售粥。镜湖医院从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赠诊的患者由150人增至300多人，对贫困病情严重者，医院除免费治疗外，还提供免费食宿，同时医院还诊治葡英美等国在澳门避难的患者。
设立义学教育难童
设立难童义学，关注其教育及技能培养。1939年1月，私立澳门中德中学在校内设立难民学校，此为华人在澳门为难童所办的小学，专门收容失学难童，至6月收容小学6个年级难童130名。当年9月，中山等地战事剧烈，难童到澳日众，至11月间，中德中学属校收容的难童有300人。当时由港澳赈济会举办的难童义学还有越山义学、雨芬义学、崇实义学和知行义学。1939年1月，嘉诺撒女修会在雅廉访大马路新建圣心英文书院新校舍，开始时仅有学生27人，翌年学生增至200人，大半是从上海来澳避难的葡侨女学生。1942年爱尔兰耶稣会士在澳门创办圣类斯书院，收容来自香港的葡萄牙小学生及中学生，至1945年结束。澳门中华教育会也在所属各会员学校，设有难民学校20所。同时主要庙宇和社团慈善机构设立的义学有包公庙义学、康公庙义学、莲溪义学、望厦坊会义学、永存义学、佛梵社义学、宝觉女子义学和公进义学等。由官民合办的澳门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在难民营也举办义学，为失学的300名难童提供就学机会。镜湖医院慈善会也办有难童义学。各团体的办学经费主要通过各种公开筹款和私人捐赠而获得。
筹款协助难民回乡
为纾缓澳门难民压力，澳葡政府和民间共同合作，成立新社团，如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以协助和护送难民回乡。自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以来，前来澳门避难的难民约有10多万人，由于战局混乱以及日本的封锁，澳门的 粮食来源日益紧张，经常出现饿殍遍野的窘境。到1942年3月，由于物价飞涨和各种社会资源拮据，留澳难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死亡率激增，亟待实施移民就食计划以缓解难民问题。为此澳侨赈济会在东亚酒店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由赈济会主席刘柏盈出任会长，推举高可宁、刘叙堂、崔诺枝、梁彦明等21人为常务委员。回乡会的初步目标是护送5万人归乡，协助一名难民回乡约需大洋110元，大概需要经费500多万，经游说政府负担一半，其余则由澳门侨胞筹集。此项难民回乡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启动到1943年2月结束，共协助或护送回乡的难民有47批约12000多人。
总之，没有沦为直接战场的澳门，在抗战时期倾社会之全部力量，以各种可行方式安置各地战争难民，为受战火摧残的中国同胞提供了一方“和平”之地，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澳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