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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澳门文化界

2015年08月25日 11:04:02 来源: 《澳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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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4月的《澳门杂志》,主要探讨抗战时期澳门文化界的种种作为,为抗战贡献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文化界因应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支援广东和全国抗战的活动中。澳门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在新形势下形成了以救亡为主题的文化氛围。同时由于广州和香港的先后沦陷,大批粤港文化界人士来到澳门,在特殊时期促进了澳门本地文化的发展。

  澳门新闻界与抗日救亡

  1937年至1945年,是澳门中文报业史中值得特别记述的年代。由于当时澳门新闻网络并不发达,没有电台,所以,当时的爱国报纸和期刊就成为救亡活动最主要的的喉舌。抗战前期,澳门有七份中文报纸。由爱国报人陈少伟斥资创办的《朝阳日报》和由爱国报人陈天心创办、曾枝西女士投资的《大众报》始终坚持着抗战救国的立场,陈仲霭创办的《新声日报》也站在抗战的阵线上,《澳门时报》的创办人陆翼南以及《民生报》的创办人文非一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到抗战的行列。《朝阳日报》和《大众报》“由于联同发起组织救国社团和致力救亡活动,享有颇高的声誉和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因此无形中成为当时两面民营的抗日救国宣传的鲜明旗帜” 。

  其实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朝阳日报》、《大众报》的舆论就倾向爱国抗日,两报以大量篇幅报道救亡活动,发表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除刊载抗战信息和作品外,新闻界还直接参与支持抗战的活动。1937年8月12日,由陈少伟首倡,《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的“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为抗战时期澳门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朝阳日报》、《大众报》等报纸还定期出版“四界救灾会”主编的《救灾特刊》,并在“七七”、“八一三”等特殊纪念日里发行专刊,及时报道救灾会的情况。各纪念专刊还邀请当时澳门知名人士梁后源、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梁彦明、广东侨务处长周雍能、澳门各界救灾会主席崔诺枝等人为专刊题词,以扩大影响。

  1937年《华侨报》的创办是抗战初期澳门报界的一大盛举。1937年10月,香港的《华侨日报》派赵斑斓和雷渭灵到澳门创办《华侨报》,经过一番筹备,该报11月20日问世,赵斑斓和雷渭灵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该报最早在澳门使用电讯报机,能接收到更多更快的信息,还拥有各种型号和种类的字粒、平板印刷机,使新闻时效性更强,版面设计也趋于现代化。《华侨报》快捷地刊登澳门、内地的新闻和重大事件,并有独家的新闻报导,日销量达一万多份,故有人评价“《华侨报》的创办,标志着澳门中文报业走上革命性的新阶段” 。

  澳门报业史上第一个新闻同业组织——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也在此时诞生。1937年9月,由文非一、陈少伟、陈天心、陈仲霭等联合发起,组织“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12月5日正式成立,设会址于《民生报》报社三楼,选举陆翼南、文非一、陈仲霭、陈少伟、陈天心、许国潮、何曼公、黄伟侠、何霭生等为理事,推举陆翼南为主席。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得到了当时新任澳门商会主席徐伟卿的支持,联合会的全部财产均为徐伟卿所赠。联合会的成立激发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加强了各报社的联合团结。所属的各报纸加强抗日宣传,并组队到中山等地宣传抗日,曾与“各界救灾会”等社团联合举办游艺大会义演,当时社会名流徐伟卿、梁彦明及报界前辈文非一等亦应邀到场,观众反应热烈,筹款取得优异的成绩。1940年,由于政治局势逐渐恶化,《平民报》、《民声报》、《朝阳日报》等相继停版,以及财政困难,联合会几经停顿。1941年,报界同仁酝酿重组社团,将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更名为澳门记者联会,逐渐恢复活动。但1942年,由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主办的《西南日报》要求加入记者联会,各报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答应其加入,遂将澳门记者联会更名为澳门新闻协会,并对所有会员进行重新登记。随后,另一由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报纸《民报》也加入了该会,该会为日人所控制。面对此种情况,澳门进步报纸和爱国报人拒绝参加该会的活动,新闻协会形同虚设。

  《平民报》、《民声报》、《朝阳日报》停刊后,澳门的中文进步报纸只有《大众报》和《华侨报》苦撑局面,处境十分艰难。1940年9月中旬,葡萄牙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日葡澳门协定》,葡萄牙宣布澳门中立。但是,日本并不尊重澳门中立,日本势力不断侵入澳门, 1941年冬,香港沦陷后,澳门便成了“孤岛”,日军驻澳特务机关明目张胆在澳活动,日伪势力侵入文化领域,先后办了《西南日报》和《民报》,企图控制新闻宣传领域。此二报一方面大肆吹嘘“大东亚共荣圈”,一面企图用金钱收买《大众报》,但《大众报》不为所动。于是,《西南日报》头子刘传能藉口当年《大众报》刊出一篇报道打乒乓球趣事、内容无伤大雅的稿件,硬指该稿子有辱其女儿名声,指使一批暴徒到《大众报》印刷所,肆意捣毁,更扬言纵火,制使该报短期内难以出版。日军最后迫使澳葡政府停止供应《大众报》的纸张,以此来使《大众报》屈服,《大众报》使用粗糙的玉扣纸印刷继续出版,但最终还是在1942年被迫停刊。在日军的实际控制下,澳葡政府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删去报纸中有嫌疑犯日的内容与文字,禁止报纸上出现“日寇”、“救国”等字眼,使爱国报纸经常发生“开天窗”的现象,但“这是有良知的澳门知识分子的一种抗议,这些空格就是一只只愤怒的眼睛” 。在日本的高压下,澳门的新闻界改变战略,通过刊载历史小说来针砭时弊;通过撰写杂文来讥骂和抨击敌人;并大量报道欧洲、非洲战场的消息,让民众了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节节胜利的形势。

  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但是《大众报》和《华侨报》还是获得了大发展。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大众报》蒸蒸日上,进入了一个兴旺时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当年《大众》、《朝阳》两报同人联合组织“四界救灾会”,全力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二,省港著名报人纷纷来澳,澳门多位资深作者加盟,人材鼎盛,好手如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著名报人陈霞子来澳,加入《大众报》主理副刊版,工作了四年。香港知名报人梁宽、卫汉光、何文法、余寄萍等先后来澳加盟《大众报》。陈天心从1938年起,着手扩充体育版,邀请体育界人士方肇麟主持,并担任专栏评述。《大众报》在1939年夏出版了《大众晚报》,邀请香港知名报人柯武韶、梁宽、杨柳等助阵。《华侨报》在不利的情况下,不但办好本报,而且增办了《商报》、《华侨晚报》和一份杂志《骨子》,并重办已经倒闭的《新声报》,形成了四报一刊的《华侨报》集团。他们不惧怕日本特务的严密新闻封锁,刊出“日军进退维谷”的西方电讯,及时向社会提供信息。